纪实摄影，首要问题是拍什么。不同于其他题材，纪实摄影所面对的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各种各样的“事件”。这些事件中，能够引起摄影人关注的，往往具有与众不同的非常态的人与事。凭借对此的拍摄，以告知人们：这个世界，并不像日常看到的那样。因此，就有了上访者，娼妓，乞丐，同性恋；就有了高楼大厦后面的小破屋，寒冷的冬夜被遗弃的老人，各类工地上所劳不能所得的打工人群，因贫困而辍学的大眼睛孩子，等等。这些照片问世很多，博得了许许多多的民间同情，有些境况也因此被社会关注而得以改善。所以，即使在摄影器材广为普及、但摄影水平未见明显提高的当下，纪实摄影仍然在继续着它的使命。究其原因，正是伦理二字贯穿其中。同情与责任，在这些纪实摄影人身上，担当着社会学的影像工具。什么叫伦理？伦理就是获得幸福的生活实践。我们鼓励并力行符合人类正常行为规范得到的幸福，反之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，一，虽然幸福，但违反了伦理，是需要批判的虚假幸福。二，确实按照伦理进行了实践，但依旧没有获得幸福。这个问题同样严重。前者，远不如后者更需要影像的参与，这也是所谓“破破烂烂”频发的原因。拍摄弱势群体，就是揭示这些人等的不幸福，就是追问这些人等的幸福，究竟哪里去了，究竟被谁偷走了。这个追问，又往往很逻辑地会触摸到第一个问题，成了关于幸福伦理的不可或缺的两面。责难“破破烂烂”，使纪实摄影人不得不反思，问题究竟出在哪儿，是关注的表达，还是关注的立场。关注的表达，如果一味停留在表面，停留在猎奇，停留在炫技，那么，这样的“破破烂烂”的实践，确为糖水纪实，远非关注的目的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，一味地反对“破破烂烂”，一味地崇拜“养眼”，一味地鼓吹快乐摄影，其产生的恶果，恐怕更加糟糕。